国际数学家大会（ICM）每四年在全球不同的地方举行一次，是来自所有国家的数学家们最大规模的定期聚会（2014 年在首尔召开的 ICM 吸引了来自 122 个国家的 5000 多名代表参加），同时也为数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奖项——菲尔兹奖——提供了一个论坛。尽管济济一堂的数学家们自认为这样的聚会超越了政治，但 ICM 总会被世界事件抹上颜色。

ICM 肇始于 19 世纪末，此时通讯和交通更加便利，欧洲大部分地区相对和平，因而国际科学活动有巨大的发展（这里的“国际”通常只指欧洲和北美）。 1893 年，一个非常小的，常被称为“第零届 ICM”的会议在芝加哥召开。首次真正意义上的 ICM 于 1897 年在苏黎世举行，大约 240 名来自 16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与最近的 ICM 相比，这次会议的规模虽然小，但显然足够成功，因此部署了未来的数学家大会。

1893 年在芝加哥召开的 ICM

继 1897 年之后，第二届 ICM 于 1900 年在巴黎举行，它与许多其他会议和展览在那里同台亮相以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值得一提的是，德高望重的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作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概述了他认为应该在未来几十年解决的一系列数学问题。希尔伯特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数学研究；目前，只剩 3 个问题完全没有解决。

1. 日益紧张的局势

继在巴黎召开的大会之后，ICM 每四年举行一次，因此第三届 ICM 于 1904 年在海德堡举行。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我们可清楚地见到政治局势对会议的影响。虽然许多德国数学家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 ICM，但在海德堡举行 ICM，法国代表相对较少，因为一些人对法国在 1870-1871 年间的普法战争中的失败仍然记忆犹新。然而，总体而言，1904 年的大会是前三届大会中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近 400 人）。19 世纪末，德国一直是人们学习数学的热门地方，许多国外的数学家借此机会重返那里。

在成功地举办了三届 ICM 之后，ICM 已经发展得很好，1908 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第四届 ICM，1912 年在英国剑桥举行了第五届 ICM。后来，人们同意第六届 ICM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然而事实证明 1916 年在被战争撕裂的欧洲举行 ICM 是不可能的。

2. 一战和二战之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的数学家们意识到，应该做些事情来帮助他们重建其学科和国际联络。为此，国际数学联盟（IMU）成立了，其当务之急是在 1920 年重新举办 ICM。

然而，大会并未在斯德哥尔摩举行。IMU 中的许多领导成员来自被战争严重破坏的西欧国家，例如法国和比利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选择了斯特拉斯堡——这是一座在普法战争之后被并入德国，又根据《凡尔赛条约》

1932 年在苏黎世召开的 ICM

刚刚回到法国手中的城市。不仅如此，尽管有如英国数学家哈代这样的人物强烈抗议，所有德国及其战时同盟国的数学家们都被禁止参加这次大会——再也不许德国参加国际数学活动是 IMU 的一项基本原则。

1924 年在多伦多举行第七届 ICM 时，德国数学家仍被排除在外——事实上，大会最初计划在纽约举行，原定主办方美国数学会因未能说服 IMU 取消禁令而撤回了对 IMU 的支持。直到后来创立以其名字命名的奖项的菲尔兹（J. C. Fields）提出在多伦多大学举办这次大会，大会才得以继续进行。直到 1928 年， IMU 因面临太大压力才让德国数学家参加同年在博洛尼亚举行的第八届 ICM。从那时起，随着 IMU 的影响力逐渐减弱，ICM 开始独立于 IMU 而存在。

尽管（或说，在某些情形下由于）与德国数学家重新建立了联系，国际数学界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自然，有些人认为德国数学家不应该重新加入 ICM。此外，一些德国数学家对他们早期被排除在外感到不满，因此抵制在 1928 年举行的第八届 ICM。为了让数学家们回归一起，重建联系，1932 年 ICM 回到苏黎世召开，这是一个特意中立的选择。类似的原因导致奥斯陆被选为 1936 年 ICM 的举办地。这次大会意义重大，在大会上首次颁发菲尔兹奖，获奖者是芬兰数学家阿尔福斯（Lars Ahlfors）和美国数学家道格拉斯（Jesse Douglas）。

3. 黑暗时代

从一开始，在奥斯陆举行的 ICM 就是一个不同议程的政治大熔炉。例如，东道主挪威抓住机会提升斯堪的纳维亚数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面临德国、意大利和苏联将派出数学家参加大会的前景，更广泛的欧洲政治局势也产生了影响，但是最终只来了德国的那一批。意大利人抵制大会，抗议挪威谴责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

纳粹领导的德国代表团的目标很明确：展示最好的“雅利安数学”。德国代表团奉命以最佳举止出现，避免发表种族主义评论，并在任何时候都自豪地使用德语。在早期的数学家大会中就存在的法国数学家和德国数学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这里继续存在，并表现为如下的竞争：谁能将挪威的数学英雄阿贝尔（Niels Henrik Abel）和李（Marias Sophus Lie)“占为己有”？他们各自都在法国和（那时的）德国生活过。

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团的缺席引人注目。和德国数学家一样，俄罗斯数学家与 ICM 有过困难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俄罗斯数学家定期参加大会，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十月革命（1917 年）和俄罗斯内战（1917-1922 年）的爆发，他们便很少出席大会。十年后，他们开始重新参加 ICM，但由于苏联没有得到一些政府的正式承认，使得他们出席大会很困难。

20 世纪 20 年代末，斯大林在苏联牢牢掌权，在巩固自己地位的同时，他致力于对苏联科学界施加更大的控制。苏联学者到国外参加会议的能力逐渐减弱：例如，参加 1928 年 ICM 的苏联数学家近 40 人，而在 1932 年，这一人数急剧下降到只有 3 人。

为庆祝 1966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 ICM 而发行的邮票

在奥斯陆举行的 ICM 上，预计约有 11 名苏联数学家参加大会，但 1936 年 7 月大会召开时，实际上没有任何苏联代表出席。由于苏联当局越来越怀疑科学家与外国的联系，苏联的每一位代表都得不到旅行批准。

4. 冷战

正如计划好的 1916 年的 ICM，继在奥斯陆举行第十届 ICM 之后，下一届 ICM（原定于 1940 年在美国举行）也没有举行。事实上，直到 1950 年 ICM 才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召开。没有来自苏联或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任何代表参加，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之前已被邀请。美国组织者花了很大努力指出，这与美国政府的行为无关。事实上，就在大会召开前不久，他们收到了苏联科学院院长的一份电报，说苏联数学家由于工作压力而不能参加会议，这是一个相当蹩脚的借口。

然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看到了与 20 世纪 20 年代相似的模式：在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的几年里，参加 ICM 的苏联代表人数逐渐增加。IMU 于 1950 年在少有偏见的原则基础上被重新建立。1957 年，当苏联加入 IMU 时，它对国际数学共同体的参与扩大了。当苏联于 1966 年在莫斯科主办 ICM 时，它再次全面跻身于世界数学之林的信号出现了。大会中约 4300 名代表，近 3000 人来自苏联以外地区，他们当中的西方人抓住机会参观了这座看似陌生的城市。

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五届 ICM 后的几十年里，ICM 依然没有摆脱冷战政治气候或苏联政府政策带来的困难。例如，1970 年在尼斯，本该第二个领取菲尔兹奖的俄罗斯数学家诺维科夫（S. P. Novikov），因公开批评苏联政权而不能去领奖。在苏联之外，由于 1981 年 12 月波兰宣布戒严令，原定于 1982 年在华沙举行的 ICM 不得不推迟一年。另外，几位苏联数学家又一次被禁止参加 1986 年在加州伯克利举行的 ICM。

现代 ICM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代表，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这张照片拍摄于 2018 年里约热内卢 ICM 开幕式上

总的来说，ICM 为研究 20 世纪数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方法：我们不仅能透过大会一小时邀请报告者的名单来跟踪数学的发展和趋势，而且还可以探索其行为被更广的世界所影响的方式，从而发现数学确实是全球文化的一部分。

自冷战结束以来，ICM 已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举行。目前共有五次是在非欧洲或北美地区进行的：东京（1990 年）、北京（2002 年）、海得拉巴（2010 年）、首尔（2014 年）和里约热内卢（2018 年）。今年（2018）8 月举行的里约热内卢 ICM 也是首次在南半球举行。2022 年， ICM 将回到数学家们就旅行能力而言大概曾最受政治因素左右的那个国家：它将由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主办。

5. 关于作者

克里斯多夫 · 霍林斯（Christopher Hollings）是牛津数学研究所（Oxford mathematics Institute）系讲师，教授数学史，也是牛津大学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 Oxford）的高级研究员。他研究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数学史上的各种课题，包括政治对数学的影响以及抽象代数的发展。